紫禁城,又称故宫,巍峨屹立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带,庄重典雅,气宇轩昂,见证着中国5个多世纪的历史,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的辉煌。
有一个命运与故宫紧紧相连的人,早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前,就把他的生命和心血,融入到这个取之不尽的中华文化的宝库中,直到70余年后,殚精竭虑,耗尽了全部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历史档案学家和古建筑学家单士元。
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准备对国宝故宫进行维修。历经明清两代、北洋军阀、民国政府、日伪统治等历史沧桑的故宫,其时已是衰草丛生,满目疮痍了。任务繁重,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让他推荐一个懂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你不用到处找,故宫就有一个懂古建筑的,叫单士元。他30年代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
梁思成推荐单士元不无道理,不仅因为他们曾于30年代在朱启钤(曾任民国代理国务总理)组织的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共过事(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单士元任文献部编纂),还因为单士元对故宫的了解,确非一般人能比。
生于北京、自幼家贫的单士元,12岁起在蔡元培创办的“平民学校”读书,后来到北京大学史学系做了旁听生。1924年11月5日,早已逊位却一直为保皇派所庇护滞居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终于被迁请出宫,执政的民国政府很快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当时政府各部院的高级政要和学界名流组成,开始清点清宫旧藏物品,北京大学部分教授及师生参与其事,单士元也应聘来到善委会,充当了一名查点物品的书写员,时年18岁。“起先说只呆6个月,谁料一生也未走出这深深庭院。”单士元生前曾感慨地说。自那以后,他的命运,就与这座中华文化的宝库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解放前,作为一名文献馆职员,他主要埋首于清宫物品清理,整理清史档案;解放后,受党和政府保护文物政策的感召,他又投入大量精力到故宫修缮中去,曾任故宫古建部主任、建研室主任;1956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起,他担任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从此,他以更加高屋建瓴的眼光,提出了一系列故宫研究和保护的思想。74年过去,在“故宫学”这个领域中,单士元苦心经营,终被公认为第一大家。
始建于距今500多年前明朝永乐年间的紫禁城,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也是全世界人民都渴望一睹风采的文化圣地。但是,故宫到底有多大规模,藏有多少文献资料,有多厚的文化底蕴,却是一般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单士元把紫禁城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上来认识:在世界闻名古国中,巴比伦的宫殿早已无存,古希腊、罗马的宫殿也只剩下废墟,埃及、印度中世纪前的宫殿也已非原貌或全貌了,唯独故宫,在五个世纪的磨难中完整保存下来,成为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宫殿。与世界著名的皇宫建筑相比,法国的卢浮宫建筑面积不到紫禁城的1/4,俄罗斯的冬宫相当于紫禁城建筑面积的1/9,克里姆林宫号称欧洲最大的宫城,面积不足紫禁城的一半,英国的白金汉宫建筑面积相当于紫禁城的1/10,日本东京的皇宫建筑面积也只是紫禁城的1/3。故宫所藏奇珍异宝、典章文物、书画篆刻、稀世之作之多,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里仅举两例便可说明:1932年,当日本侵略军直逼平津时,民国政府曾将故宫文物装箱南迁,后因故宫管理层内讧停止,但已有13491箱分五批迁送南京;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为前身的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现存明清档案有1000万件(册)之多。
每日在紫禁城中徜徉,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探求,单士元深知故宫的文化分量,因此他倾注了全部精力来看护这些中华文化之宝。在任副院长、主持故宫古建抢救、环境治理工作中,他提出故宫与博物院,是两个概念,又是一体,故宫本身就是搬不动的文物,每动一土,都要慎之又慎,要多当护士,少当外科医生,“着重保养,重点修缮”的方针。可以说,故宫修缮的每一个方案,都依赖于单士元确立的原则,每一步实施,都凝聚着单士元的心血。早在30年代,在参与整理故宫文献档案的过程中,他就提出并实施了建立档案目录的思想,并做了大量的档案“释名”工作,为后人查阅清代档案解除了无从下手的烦恼,开创了我国历史档案学的先河。在整理档案文献的同时,单士元几十年来致力于清史年表的拾遗补阙,他1932年在整理李鸿章日记、清大臣奏折等基础上撰写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一文,就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对清史稿的补遗之作,此文后来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后,受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胡适及指导教授孟森、陈受颐的赞许,并建议日后补入重修的《清史稿》。
清灯黄卷,孜孜((石乞)(石乞),凡70余载,有人以为单士元一定是著作等身,稿费颇丰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单士元一生只有一本著作,而且还是在1997年他90岁时才得以出版的。翻开这本《我在故宫七十年》,你会感到这是一本沉甸甸的、不掺任何水分的、每一字都凝聚着功夫和学问的著作。书中辑录了单士元在清史档案和古代建筑两方面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书中涉及清代军机处档案、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近代外交史及清代奏折、题本、黄册、批本等;书中还有关于紫禁城城池、故宫内廷、故宫各个大殿的用途、结构、装饰以及建筑用料等的论述,所考之完备,所论之凿实,令人钦佩不已。单士元晚年说他想出三本书,可最终却没能实现这并不奢侈的愿望,这本书就成了他留给后人的唯一精神财富。九十岁与一本书,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太不成比例而且太不上算了,然而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单士元却不是这样考虑的,他说:“我搞了几十年的档案工作,就是想给史学界留下点可信、可用、真实的档案资料。”他甚至谦逊地称这本书是“有灾梨枣”,意即书不好,给刻版用的梨木枣木带来了灾难。
虽说故宫是明清建筑,但它却是中国几千年建筑发展到明清时的结晶,所以说故宫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是毫不夸张的。人们说单士元是“活故宫”,是因为他把这东西长760米、南北宽960米、大小宫室9000多间、总面积72万平方米的蕴含博大的中国历史的缩影清清楚楚装在心里;人们称他为看护国宝的“国宝”,是因为他从1924年12月来到这皇家禁地,到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他流着眼泪迎来了第一批布衣参观者,到1998年5月25日去世,可以说,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最早也是最后一位见证人,是“故宫学”的奠基人。74个年头,两万六千多个日日夜夜,除了节假日和生病,单士元风雨无阻,每天都要来这里看顾一下他熟悉的一砖一石,一木一梁。他说,“一天不看到红墙黄瓦,就吃不下饭”。六七十年代他当副院长时是如此,1984年担任顾问后依然改不了这个老习惯,到了九十年代,单士元已是廉颇老矣,也还是让女儿单嘉筠陪着每日按时“上班”。进院以后,他总是按老规矩沿着固定的路线巡视一番,就像他当年主持故宫的维修工程一样,看看御花园正在铺着的彩色石子路,问问太和殿的修缮工程进度,了解一下建筑材料的质量,向那些多年共事的师傅们亲切地打打招呼……
单士元以自己的学识及人品,赢得了我国古建筑界、史学界专家学者的赞誉。在单士元90大寿时,他任名誉会长的中国文物学会和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为他祝寿,古建筑学家、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为他题写的贺匾是“国宝卫士”;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在单士元去世后所作的悼诗里,称他是“金刚护法叟为先”;古建筑学家张开济说,以古建筑学家和历史档案学家的双重身分,单士元在我国这两个领域都“起到了基石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至今感激单士元在学术上对他的指教,他认为,今后故宫的保护工作还应该在单老确定的原则基础上进行。
到过单士元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觉,那就是清廉、简朴。单士元生前与老伴及女儿一家五口共同居住在一个三室一厅78平方米的单元房里,在这个五口人的生活空间里,属于单士元的,是那间最小的9.7米的房间,这就是他的卧室、书房兼客厅了。单士元戏称这斗室为“蠖斋”,曾作《蠖斋铭》一篇用以解嘲。文曰:“易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余日处斗室,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会友于斯,意颇自得,又何所求哉!若求伸则俟寿考之时矣。”如今,单士元在他91岁的年龄上寿考仙逝,但也不过是在北京老山骨灰堂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占了一小块地方,作为了他最后的伸躯之地。
单士元的房间里有两个多宝阁,但是你却休想企望在这个天天与文物打交道的人家里找到一件真正的文物,那多宝阁上确有几个坛坛罐罐、瓶瓶碗碗,可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工艺品,没有一件是“真东西”。以单士元在文物界的地位,家里有几件古董并不会招来非议,但即使如此,单士元也没动过任何心思。他给全家定了一条纪律:“咱们搞文物的,不许玩文物,不许买卖文物,收集文物,开文物商店。”最近几年,不少人靠文物发了财,对此,单士元从不眼红。有一个拍卖公司,想请单士元当顾问,在他家附近的竹园宾馆摆好了酒宴等他出席,他一听是这事,根本没商量,不去。故宫的人都知道,单士元走遍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却独独在没有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不去库房,以示自己的人生信条。单士元去世时,给自己61年相依为命的老伴留下的是仅仅4万元的财产。
单士元曾立座右三铭鞭策自己,其一曰:行止无愧天地;其二曰:君子安贫真富贵;其三曰:不虞之誉秋风过耳。在生活上,他一生清廉,然而在精神上,他充实富有,因为他心里装着故宫和它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凡是与他交往、共事的人,无不钦佩他的为人治学之境界。今年6月3日,单士元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原定参加人数100人以内,最终却来了1300多人,全国政协、文化部领导及知名学者专家和普通群众都来向他表示敬意和哀悼。
在他盖棺论定之时,这座右三铭,又成了他一生的写照。